清朝往往是一个残暴、强力,喜欢军事和刑罚镇压的形象,但实际上清朝的对内军事镇压能力,是非常可疑的。我举几个例子,方便大家有个直观印象。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山东清水教首领王伦准备起义。本来打算是八月十五举事的,结果因为大家要过中秋节,推迟到二十八日。
这时候,清朝有禁令,民间结社超过二十人,就是死罪。各种教派,也是严密监管的范畴。由于谋事不怎么谨慎,要造反的消息传的很广,当地县令知道之后,就试图准备抓捕。然而据当代人的研究,县令的反应甚至没有对起义时间造成太大影响,因为禁令根本管不住人,大家也不怎么怕县令来抓。
起义之前,军师梵伟(好像是个僧人)为王伦做出战略规划:
1.济宁防御不严密,而且此时因为淮河水灾,难民很多。应该急速攻击济宁,焚烧粮船,截断漕运,用粮食收拢流民。
2.听说大小金川在造反,而乾隆此时在出巡,应该派人去京城,打探情况,择机突袭京师。
可以看出,当时的民间,并非后人想象的那样愚昧闭塞,一无所知,相反,一些人士很了解各地的发生的大事,而且对于战略格局有十分清晰的认识。比较可惜的是,王伦等人执行时出现问题,不够果断彻底,未能完成计划。实际上这并不是见识问题,反而是指挥能力问题了。
二十八日,王伦集合手下六七十人,攻打附近的寿张县。
寿张县有七十名绿营兵守卫,发现有人进攻,一大半都“闻风溃散”。此时驻守县里的是游击将军赶福,听说消息之后急忙逃走,去张秋镇求援。城里的千总孙云龙带着两名士兵,外委(武官名)韩永忠带着四名士兵,匆忙赶来,遭遇六七十人的义军,又赶紧逃走,先跑到范县,后来也跑到张秋镇求救去了。
义军从府库缴获白银三千两,粮草三千石,发给众人使用,以及充作军资。(清军后来搜查,发现首领没有藏银)
王伦的教派不大,弟子一共就五六百。还有四百多人在其他地方举事,之后才汇合。加上其他来投的人,到九月二日,聚集了士兵和民众千人以上,开始北上攻打阳谷县。
阳谷县一个守卫士兵都没有(不知道是本来就没有还是跑了),知县也不在,被义军轻易占领。
这时候,赶福已经喊来援兵了。附近的兖州镇是当地的重要驻军地,兖州总兵惟一(名字就叫“惟一”)率领450名士兵,前来支援。清军和义军在阳谷县南门交战,清军大败,赶福被当场击毙,惟一带着败兵一路逃回张秋河。此战清军步兵被全歼,只有骑兵逃离。
莘县把总杨兆立,从兖州镇调防阳谷,与义军交战,被击毙。阳谷县丞刘希焘驻守阿城,闻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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