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清朝前期,礼教极端化、理学兴盛的情况,也不是无缘无故出现的。
我们之前提过,明末士人在道德上处境尴尬的问题,而这种局面在清初十分严重。说的直白一些就是,士人阶层需要与清朝合作,但这样就得面对“投靠蛮夷”的道德困境。所以,需要进行补足,证明自己依然有道德上的优越性。而这种补足方式,就是鼓励妇女进行过激的、乃至行为艺术级别的道德表演,以证明自己的家族乃至民族,并没有失去气节。
清朝统治者实际上也有这个需求。要降低统治成本,就需要拉进双方的文化关系,文化越接近,统治成本就越低。
但我们前面在合法性章节提到过,清朝面临的特殊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它如果想要维持君主专制,就必须和一个独立的旗人集团绑定,不但无法像当年鲜卑人、契丹人那样进行文化融合,连学习元朝,让汉人当军事骨干,都难以做到。
这种情况下,清朝也急需一些额外的行动来进行文化上的“找补”。而最方便的方式,也是用这种行为艺术级别的表演,来证明它和汉族士大夫,有道德与文化上的共同性。
结果就是,双方一拍即合,开始支持鼓励这些夸张行为。
而清朝中期开始,对理学和夸张贞节行为的质疑、反击,实际上也是一种正常的回潮。
清朝后期的一些学者也意识到了这点。俞正燮在著作里,认为“男儿以忠义自责则可,妇女贞烈,岂是男子荣耀?”,不应该把这二者绑定。妇女的道德应该依据对等原则,按古礼和实际情况,保持平常心来评判,不应过多干涉。“其再嫁者不当非之,不再嫁者,敬礼之斯可矣。”
而乾嘉学派不止在妇女问题上不断推进,在其他领域也在“复古”。
皖派的开创者,经学家江永,擅长数学,“深西法”、“祖欧罗巴之说”。江永的弟子、前文提到的戴震,除了经学训诂,也钻研数学,著有多部著作,还为《考工记》绘图写注,校勘过《水经注》。钱大昕也研究数学,钻研西式测量法,和钦天监多有来往。
由于康熙把“西学中源”定为基调,所以很多人在明面上,都宣称自己钻研的西洋算术,是出于古代,只不过在中国失传,而在四夷发扬光大。梁启超就说戴震是“全属西洋思想,而必自谓出孔子”。
当然,这个办法确实很好用,到清末,人们还称赞“勿庵(梅文鼎)兴而算学显,东原(戴震)起而算学尊”。这两人都是用的这种套路。
乾嘉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阮元,官至大学士,因此学问也有官方色彩。他在这个话题上,支持戴震的思路,不过他自己其实比戴震还不隐晦。
阮元认为,这些科学知识也是“儒者实事求是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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