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后期的文人群体的现象,其实是不太正常的,这一时期妇女获得的额外让步和相对优势,很多也没有一直保持下去。但有了先例之后,即使出现波折,整体也会发生变化。比如文人群体对于夫妻之间,理想关系的构想,就一直在变化下去,直到清末的剧变。
清朝初年,对于文化的管束更加严格,强调理学的正统性。清代理学家认为,只有六经、四子(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周程张朱五夫子(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才是正经的学问,其他各部分都是没有必要的。有人还更进一步,认为程朱即孔孟,所以不需要在此之外继续开宗立派,著书立说,提出新的理论。
这种观点理论上有利于朝廷对思想的控制,但实际上根本不可行。不但没有起到实际效果,反而削弱了理学自己的活力和生命力,导致清朝中期,汉宋之争的爆发和理学的衰落。
明朝中后期开始,对于宋代儒学的反思和驳斥已经出现,其中一些思想,已经明显更接近于今人。明朝灭亡,给儒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明末清初的学者,如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开始批判理学和心学,提出新的思想。其中一些一直影响到清末民国,乃至后来。(这个之前也讲过,不赘述了)
清朝的严厉限制,产生了压制的效果,但并没有打断这个进程。大量士人转向训诂考据和古籍研究。到清朝中期,专注于考据的乾嘉学派兴盛起来。
借助对于古代经文的研究和考证,士人继续进行着反对的工作,对理学各家的批判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形成了与“宋学”对立的“汉学”。
汉学先驱惠栋认为“宋儒之祸,甚于秦火”,另一位大师戴震也提出,无论程、朱还是陆、王,都受到佛、道的影响,因此需要去更古老的时代,寻求真正的儒家理念。这其实又是经典的“托古”方法,借此与理学乃至背后的皇权,争夺对于道统的解释权。
而这个过程中,礼教当然也是争论的话题之一。
戴震在这方面的观点,实际上是明末的延续,认为妇人也能“节操比于丈夫”,夫妇之间地位应该对等,是朋友一样的关系。
戴震推崇“贤妇”,质疑史、志文献中,对于“列女”的归类,认为列女传记应该包括各个类别。近世的史料,却只记录节烈妇女,鲜有记录贤妇,是对古人立意的违背,于礼不合。
而即使官府旌表的节妇,也往往是有影响力的人家,真正需要救助的贫穷妇女,却得不到官府的表彰和救济。
因此,他主张把重点转移到表彰贤妇,和救济那些生活贫困、真正需要官府支持的下层妇女。
戴震对于理学颇多批判,以至认为“后儒以理杀人”。这些观点,就是他们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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