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地位的反转:
经济的发展,在改变话语权(哪怕是“沉默的话语权”)的同时,也会对文化本身造成影响。
当代研究者发现,在明清时期,妇女的形象和地位也在发生变化。对这一问题而言,影响的主要对象,不是底层男性劳动者,而是中下层文人。
按理说,中下层文人有总结、整理道德要求,建立和维护道德体系,并且进行教育与宣传的责任。这些人按理说是礼教的核心,但实际上情况却很复杂。
也是从明朝中后期开始,“悍妇”的形象开始在江南文人记录中频繁出现。晚明士人甚至控诉说“松(江)之悍妇,不能枚举”。
目前的研究,一般认为,这是妇女经济地位和收入提升所致。但综合之前看过的各种资料,我个人觉得,另一方面,也和江南文人,或者说知识群体,整体不断向下扩展有关。
因为当我们把视角投入社会下层,会发现完全不同于传统宣传的情况。
而随着教育和印刷等诸多领域的发展,明清时期,受教育门槛继续降低,知识阶层继续扩大,尤其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男性下层知识分子群体不断膨胀。
但中下层知识分子数量的增加,也意味着平均经济水平的下降。
从文化教育和文明整体的素质这方面来看,这无疑是个好事,说明教育更普及了。但经济水平的下降,意味着在家庭内部,优势也在下降。尤其是这一时期,妇女经济地位提升明显,让这种变化更加突出。
对大地主大富豪家庭出身的文人来说,纺织业和商业带来的这一点变化,对夫妻经济实力的对比,影响并不大,因为双方的经济来源,主要还是看产业,而不是自己的劳动能力。但对于占绝大多数的市民、小地主乃至自耕农出身的文人来说,妻子获得一个纺织业带来的工作收入,影响就非常明显了。
另一方面,我们在上文里已经叙述过了。在社会下层,礼教所倡导的状态虽然符合男性编户民的直接需求,但这些规则,尤其是经过中下层文人整理过的规则,在社会下层,最多也只是个缥缈的幻想。很多时候,人们自己都不认为,这种规则有遵守的必要。
而随着知识分子的阶层不断下移,他们即使自己不出身于这种下层环境,与下层环境的接触机会也会大幅度增加——大地主可以把农田经营完全交给手下,但连小地主,都经常无法脱产,需要维持“耕读”的生活。更靠近下层的知识分子,更是如此。
我们之前也论述过,很多时候,一个组织、一个学说,观念会不断变化。而这种变化,往往不是理论研究导致的发展和演替,而是单纯的组织成员变化,导致集体倾向和观念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战汉时期儒家思想演变的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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