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为了防备海上倭寇。
如今,金州卫指挥使,伙同麾下各千户,整天忙着走私大业。他们悄悄扩建造船厂,方便走私商船停靠修补,顺便跟这些船队搞贸易。
至于盖州地震,真如那商人所说,情况已经非常严重。
指挥使、千户以下武官,扔掉印信逃跑三十多个。连当官的都活不下去,普通士卒就更别提了,好几个卫所逃得干干净净。
太监干的好事儿!
明代军屯,一部分留为己用,一部分上交卫所,一部分上交国库。
上交那部分,谓之“屯田子粒”,而且实行“包赔制”。即遇到水旱蝗灾,粮食收成不好,朝廷让军官包赔,军官让士卒包赔,赔不起就只能选择逃亡。
盖州估计早被太监霍霍得不轻,去年又遇到大地震,接着又是雪灾和旱灾。太监还勒令包赔子粒,士卒扛不住先跑了,军官扛不住也跟着跑了。
堂堂盖州卫指挥使,正三品武官,居然交不起粮税逃跑了。你能信?你敢信?
嗯,也可能是士卒将官跑光了,指挥使怕担责任掉脑袋,干脆丢下将印一走了之。
王渊走到邻桌,抱拳道:“在下王猛,顺天府生员,与诸位同窗游学各地,这次打算去辽东领略东北山川。可否并桌一叙?”
“王相公请坐。”两个商人非常热情。
让店伙计把桌子并到一起,王渊又加了两个菜、一壶酒,主动帮忙倒酒道:“敢问两位尊讳?”
“不敢当,”其中一个商人说,“在下姓刘,刘竟成。这位是曹兄,曹贵。”
王渊笑道:“原来是刘兄和曹兄,刚才听说盖州之事,那里的军士真跑完了?”
“可不是嘛,”刘竟成感慨道,“连续几年遭灾,谁扛得住啊。更倒霉的是,辽东镇守太监,与那盖州卫指挥使有私仇。是上辈人结下的仇怨,这回算是逮着一起报了,可怜整个盖州军士跟着遭殃。”
“原来如此,”王渊又问,“两位做什么生意的?”
曹贵说:“运些皮草、药材入关,小买卖,不值一提。”
刘竟成说:“我在辽东弄了几百亩地,专门种粮食,顺便也倒腾些货物。”
“大生意啊。”王渊说。
“小买卖,小买卖。”刘竟成谦虚道。
军屯制度衰败之后,屯田大量抛荒,于是朝廷招商垦荒,只要种足了粮食卖给朝廷,就能获得相应数量的盐引。
这种做法很先进,但在北边也败坏了,反而在东北商屯种粮还能赚钱。
辽东土地真的肥沃,在永乐朝时,辽东根本不需中央拨款。自己供应粮草绰绰有余,不但上交中央,还要负责支援奴儿干都司的粮草。这里还有三大铁厂,自己造枪造炮,又能自己造船和产盐,可谓一方福地!
用一位明朝大臣的原话来说,辽东“田人富谷,泽人富鲜,山人富材,海人富货,其得易,其价廉,民便利之。”
搞成现在这副模样,纯粹是体制给闹的。
整个辽东实行军管,大部分汉民都是士兵(或士兵家属)。发展到现在,士兵几乎成为农奴,宁愿逃进山中当野人,都不愿世世代代给朝廷种田。
辽东的败坏,比其他边镇更甚!
因为其他边镇,土地相对贫瘠,而且面临蒙古压力,太监、武官再怎么贪腐,都还不敢搞得太过分。而辽东呢,只需面对朵颜三卫和女真,这些敌人都是不成气候的弱鸡。再加上土地肥沃、财货丰厚,太监和武官简直往死里贪。
满清能够做大,别怨什么小冰河,也别怨什么东林党,归根结底的核心问题在于武官!
自成化犁庭之后,辽东武官就“死”于安乐。因为没啥外部压力,疯狂剥削治下士卒,军屯抛荒面积逐年递增,史书里到处都有“某某役使军士”的记载。
啥叫役使军士?就是把士卒当奴仆使唤,别的地方顶多役使几十上百,辽东这边动辄就是役使上千,甚至是数千!
这才明代中期啊,辽东的太监和武官,就敢几千几千的把士兵变成农奴!
大明最终在辽东爆雷,有着多方面、深层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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