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团体越来越大的时候,就要考虑制定大家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这就是需要法律的原委,两个基地早就在物色法务处的人选,最初是从民间找到了一位准备考律师的人才,由他来牵头制定初步的法律法规,但很多军队人员反对,认为从现实来看,很多原来的公知基本都是律师出身,若让民间喜欢抬杠的人来主导,会把一些影响到社会制度的东西移花接木,毕竟谁也没时间去仔细研究,最好由部队人员牵头,公有制为主,私有制为辅,制定出适合现阶段的临时约法,从根本上杜绝普世价值的洗脑,理由很简单,西方社会几千年没出过什么像样的农民起义,被吹得满世界皆知的罗宾汉也不过是前国王的追随者,是维护前统治者的奴才一个,圣女贞德也是贵族利用的工具,最后不知所终,反过来我们国家就不同了,农民起义从来就没断过,自从陈胜吴广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几千年来前赴后继,直接推动了社会变革和发展,也使得国家凤凰涅槃,刘邦从一个小混混成为王国开创者,朱元璋由乞丐变皇帝,在西方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最大的原因就是被所谓的自由皿煮洗脑了,每个人都强调自己的利益,十个人就有十种想法,一盘散沙,各自只为自己,缺乏团体意思,无法凝聚成集团规模,再加上西方宗教的来生往事,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不适合西方社会,适合他们的是你有骂当权者发牢骚的权利,但没有推翻他们的权力,一直到现在也是如此,看着示威游行轰轰烈烈,其实啥也不是,就是被压迫久了出来透口气,吐吐怨气而已,然后各奔东西继续被压迫,和我们的波澜壮阔的压迫与反抗差太远了,因此法律的制定必须掌握在自己人手里,一定不能被偷梁换柱。
韩冰唐胜军陆文夫陈伟峰林雅丽等几次电报往来,最后为慎重起见认可了这些人的要求,任命了一位基地搞规章制度的军官来主管法律的事,那位准律师为主要起草人,好的是他以前准备考律师,各种原国家法律书籍很多,比如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婚姻法,工商法等等都是现成的,稍加修改就直接使用,故法律制定没有其他人想象的那么复杂,即使以后碰到棘手难以从现有法律找到对应条款的,也可以通过修改加以弥补,所以这项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参与人数是所有单位最少的,其实大家最关心的,不是刑事民事这些法律法规,最关心的是婚姻法,很多人明里暗里要求修改原有的婚姻法,原时空的一夫一妻制已经不适合穿越这件事,大明社会一夫多妻是常态,我们是这个时代的精英,自然需要入乡随俗云云,开始基地领导批评过多次,奈何有这种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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