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电报电话咨询委员会又搞出了三号信令、四号信令和五号信令,三号信令是一种单音频的带内信令,四号信令为双音频的带内信令,五号信令利用六个语音频率中的二个频率的组合传送各种信令,即带内双音多频信令,但在国际上的推广并不好,只在少数发达国家的首都或商业中心城市有应用。
后来程控电话交换机这一革命性产品横空出世,全球电话用户开始激增,为了适用数字程控交换机的发展,国际电报电话咨询委员会itt)终于在1968年提出了六号信令,这是一种共路信令,报文长度固定为28比特,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大城市就采用了这种信令,但我国依旧按兵不动,直到1980itt把六号信令演进到了七号信令这一技术成熟的优质信令体系之后,我国才决定来个跳跃式发展,从一号信令直接向七号信令过渡。
可以说我们国家的选择是非常理性的,没有盲目跟风,否则一代一代的设备更迭就要花上无数冤枉银子,直接从一号信令过渡到七号信令让我们有了后发优势,少走了很多弯路,但其实也是无奈之举,毕竟国家没这么多钱去跟风。
七号信令需要电信运营商在话路网络之外,另组一个专门的信令网用于传输所有信令,这样既不干扰,又能做到既快速又安全可靠地传输大数据量的信息。而这个信令网就相当于整个电信网的指挥部和控制中心,信令网一旦发生问题,比如一台信令设备故障会导致整个链路瘫痪,成千上万的用户就没法正常打电话和上网。
快速、安全、可靠、大数据量、无干扰,五大优势决定了我国从一号信令跳跃升级到七号信令是明智之举,而后来事实证明七号信令可能要被地球人类用到天荒地老,再用一百年也是有可能的。
在电信设备领域里,高端stp设备承担着指挥部的重任,因此技术难度大,几乎永不关机的可靠性要求近乎变态,所以价值成百上千万美元,能够在这一领域有所建树的公司足以为自己的产品骄傲自豪,等于有了一张在国际电信业通行的靓丽名片。
胡一亭选择的技术方案来自于华创02年的设计,但主要思路和技术演进选择了思科的产品,从他的内心而言还是不希望堵了华创的路子,希望能够在将来与华创形成良性竞争。
在胡一亭拿出的技术方案里,最核心的是mpls技术,这是1997年由思科公司提出,并由i、帧中继等)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得在同一个网络上既能提供点到点传送,也可以提供多点传送,既能提供因特网服务,又能提供具有高安全性高质量保证的低延迟低阻塞实时交换服务。
这样一来,重光就能在进军stp设备的同时向网络路由器产品的老大思科公司发起进攻,一想到提前思科一年拿出创意,做出一个成熟的系统解决方案,甚至还搞出设备原型和软件平台,胡一亭就兴奋地浑身发抖。
要知道思科这种多能产品的技术演进路线也清晰明确,就是把传统话路业务的信令交换和综合业务数字网统合起来,实现统一管理的整合平台方案,结合设备进行销售,为电信运营商提供交钥匙工程,而后世华创的stp产品系列基本也沿用了这种技术演进路线。
没日没夜的听了胡一亭三天的技术汇报,对其中难点进行了详细的技术研讨和说明之后,与会的重光通讯三十二名核心工程师们振奋异常,在黑咖啡的刺激下忘了疲劳,开始集体讨论如何分配各项技术的研发任务。
胡一亭让朱军做个统筹,集合目前重光通讯的重点兵力,包括从浦海分公司和深圳分公司调来骨干工程师,集中到湖山基地进行封闭式开发。
“苦干60天,拿出产品原型!”胡一亭豪气满怀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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