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州都是十分知名的学者,都是因为在欧州和访欧的中国学者进行了交流,觉得还不够,并未充份了解中国文化,毕竟访欧的中国学者相对水平低一些,因此才专程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向高水平的中国学者求教。
而这一次和他们交流的,都是中国比较知名的学者了,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方以智、朱舜水、颜元等人都参加了这种交流,双方基本都是精英对精英,而且在商毅的主持下,中国方面己经翻译过了许多欧州的书籍,相对来说,中国的学者对欧州的思想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因此这次交流,也比在欧州更有现实意义。
尽管由于翻译水平的问题,使交流受到了相当的限制,但双方都觉得受益非减,欧州学者认识到东方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中国学者也开阔了自己的视野,因为这时中国的思想也发展到了一个最高点,像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思想就己经达到了中国古代的最高峰,但受时代的限制,始终未能突破最后一步,而先前经过了商毅的启发,现在又从欧州学者那里了解到了人文主义、天赋**等概念,也为他们打开了一道新的思想大门,看到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不过对于双方来说,都还觉得意犹未尽,毕竟东西方的文化思想交流不是几次会谈就能够完成的,而且翻译的水平太落后,也颇有隔靴搔痒之感,因此一部份欧州学者向帝国政府申请,希望能够长时间留在帝国,一边学习汉语,全面研究中国文化,一边进一步加强中欧之间的文化交流。
对于这样的要求,商毅当然是高举双手赞同,不仅立刻下旨批准,同时还给留在中国的欧州学者安排专人教授汉浯,并给他们一定的生活待遇,至少可以保证他们衣食无忧,而等他们学会了汉语之后,可以给他们安排外语教师、翻译一类的工作。
虽然绝大多数人并不能真正全面理这一次东西方的全面交流意义是何等的重大,对东西方的影响是何等深远,但从总体来说,中国社会各层、学术届和社会舆论对这次文化交流都是持赞同肯定态度,对商毅促成了这次交流也称赞不己。
但有赞同就有反对,仍然有一些思想顽固的中国学者强烈反对这种交流,他们仍然抱定中国是天下中心,天朝上国,除了中国之外,其他的海外国家都是蛮夷之地,不识教化,不通礼仪,甚致不会人语,当然在他们眼里,除了汉语之外,其余的语言都不是人语,因此和他们谈论什么仁义大道,根本就是对牛弹琴,中国对持他们,就应该是以上对下,而不是平等的交流。
也有一部份人是纯为反对而反对,因为商毅称帝之后的做为,并不苻合中国传统的圣贤之君,因此也引起了一部份人的不满,对帝国种种政策都看不顺眍,加上商毅是主张言论自甴的,于是也借这个机会,跳出来对这次东西方的交流大加指责,横挑鼻子竖挑眼,连欧州人长得凹目隆鼻,头发有sè也成了罪过。
当然这些反对的声音只是极小一部份,商毅也并没有放在心上,这也是主张言论自由必然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过任何事情有多种声音出现,也并不一定就是坏事,总比一言堂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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