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英国挑战。
第二,社会福利从王朝而来,共同体大家长成为近代德意志的国家认同。依赖国家进行二次分配,共同义务压倒个人竞争与责任,几乎成全民共识。这个欧洲大陆的优秀民族,最为理性者曾拥有康德,而最不理性者,则两次发动世界大战。为什么会有后者?答案之一,就在福利国家造成了反康德的另一面:集体价值至上,国家主义占压倒优势。
第三,王朝社会主义成为国家社会主义前身,两者夹击,挤垮了魏玛共和。后者之所以短命,除了执政者举措失当,更为普遍的原因,是当时的民主政体“有宪政而无宪政者”。民众并不认同市场经济,却把1929年大萧条看成是市场经济的“原罪”。法西斯以“国家社会主义”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民众记忆中,“王朝”与“国家”本来就没有多大区别,变动的是“王朝”,不变的是“社会主义”,而且自上而下。
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是以割断历史为能事。如果只读中国书,几乎看不出从王朝社会主义到国家社会主义,是水到渠成,一脉相承。汉语不断以“纳粹”简称法西斯,给人造成的印象似乎法西斯只是凶神恶煞,其实“纳粹”的全称很温柔,也很民粹“国家社会主义”,更能揭示这一潮流的内蕴。“国家社会主义”早在希特勒之前,俾斯麦就曾使用。在他的视野里,劳工是另一支应该爱护的军队,故而1891年他在弗里德里希斯鲁,曾这样说:“既然军队士兵残废了,可以领抚恤金,为什么劳工不能?再过不久,这种见解将被大众承认。我坚信国家社会主义一定会行得通。凡是要实行这种政策的政治家,都将崭露头角。”
以后的历史乃至今天的现实,都被俾斯麦说中。老欧洲总是追逐国家社会主义,法国学得最起劲,而且“被大众承认”。以至到今天,法国人把二战以后的德国“社会市场经济”解释成戴高乐主义的样子:这是美国道路之外的另一种选择,是“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一本以此为名的法国书,近年来正在中国文人中热烈议论。我或许有机会反驳法国人的一厢情愿,并尝试回答什么是“社会市场经济”。此前我先建议,汉语是否能尽快恢复“纳粹”原名?“国家社会主义”,这六个字很要紧,最好不要删削。上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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