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说的老宫女就住在这个胡同一座小杂院的西屋里。
那是凄风苦雨的年代,白天兵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谁也不愿意上街闲遛,保不定会碰到倒霉的事。日寇的警报器设在景山的山顶上,高射炮日夜不停地对着天空转悠,武士道们荷枪实弹往来巡逻,这一带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晚上,警笛一拉,灯火管制开始,大街小巷一片漆黑,再加几点秋雨,古城显得格外凄惨。我常常是在这种情况下,口袋里揣上两包高碎(茶叶末),撩起蓝布褂,兜上一兜半空(瘪花生),悄悄地到老人的家里,请老人谈些清宫琐事。谈的人是漫谈,听的人是漫听,窗户用黑布遮严,墙角里昏灯如豆,煤球炉子的火亮反照在顶棚上,真是“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我像听天宝遗事一样,听着老人如怨如诉地倾吐着的往事。
我见到她的时候,已经是“红颜暗老白发新”的老妪了。她姓何,这显然不是她的本姓(按满族旗人汉姓的一般规律,姓何的原满族老姓多系赫舍里氏),宫内称呼她为荣儿,慈禧呼她“荣”。不过自民国改元以后,旗下人有种心理,不愿谈及自己的身世,所以我始终忌讳问她的家史。从闲谈中知道她原住过西城京畿道一带,这大概可以推测出她是属于哪一旗的了。父亲游手好闲,提笼架鸟,和一般旗下人一样。哥哥比她大十几岁,好票戏,唱黑头,花钱买脸,是个很有名气的票友。她13岁进宫,分在储秀宫里当差,伺候慈禧,专职是敬烟。18岁由慈禧指婚,赐给一个姓刘的太监,是李莲英的干儿子,专给光绪剃头,住家在北池子。结婚时是很风光的,老太后以主婚人的身份,陪送了8副抬儿作嫁妆,珍宝衣物,一应俱全。这样,就把她活生生地送到火坑里了。婚后不到一年,她因思念老太后,请求回宫当差,得到慈禧的特殊恩准。这在清宫里是件罕见的事。清宫惯例,宫女离宫后,不许再返回当差,何况已经出嫁了的,怎能又回到老太后身边呢?不是太后特别喜爱,是绝对办不到的(据她说,在她以前只有东太后的侍女双喜,得到过东太后的恩典,二次进宫伺候过东太后,但时间很短)。其实是慈禧把她赐给太监,问心有愧,才给点小恩小惠罢了,而她却反自认为是特殊光荣,谈起来眉飞色舞。庚子跟太后西奔,临出发前,亲身经历了珍妃惨死的一幕。辛丑回銮后,因年龄过大(清宫惯例,宫女在25岁前离宫择配),离宫回北池子居住。她随侍慈禧前后长达8年之久。刘太监是个鸦片鬼,狂吸滥赌,不久死去。“九?一八”后,日本势力进入北平,日本浪人和地痞相勾结,硬把她赶出了家门,她不得不在后门东的东皇城根附近赁房居住。“七?七事变”后,警匪结合又演出了一出“插刀盗宝”的惨剧。半夜三更,两个蒙面强人破门而入,用刀往枕头上一拍,她用性命和屈辱所换来的珍宝,眼睁睁地被抢走了。呼天不应,于是她只落得佣工度日。
自40年代初认识她以后,我们经常往来,主要是我有了一个家,不断求她帮忙。1948年冬我们磨豆腐度过一段艰难的岁月。1949年底我的小女儿落生,她帮过我短期的忙。1950年春我卧病在床,得到她的照料。以后“空穴来风,人言可畏”,说请帮工有剥削人的嫌疑,所以也就不敢请她帮忙了。
就在这一年的深秋,弄巷里已经有零乱的黄叶了,她来我家串门,手里拎着一个小包。我很奇怪,因为我们彼此往来已经超越相互送礼的程度了。寒暄以后,谈了谈家常,她走到里屋,抱起我不满周岁的小女儿,打开她带来的小包,说:“特给小四姑做了一身小裤褂,留着明年下地时候穿吧。”过一会儿她又断断续续地说:“眼睛顶不上了,针都不知往哪儿扎,对付着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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